关爱“最窝囊男人”让弱者更有力2011-11-11面对自己的妻子被人强奸，却不敢上前进行阻止和反抗，杨武事后称自己是“最窝囊的男人”。我看到网上许多评论人的标题，也都是杨武是“最窝囊的男人”。也许按照许多人的理解，一个男人知道自己的妻子被人强奸，就要血脉喷张地扑上前去与对方较量，就要不惜一切代价，就要不顾一切后果地与对方进行殊死的搏斗。
那么，又是什么原因让杨武成为“最窝囊的男人”？
杨武是安徽阜阳人，14岁丧父辍学后，一直在外打工流浪。14岁的少年，正是少不更事的年纪。对于许多生活在城市里的14岁的孩子来说，正是他们围绕在父母身边撒娇的年龄。而对于14岁的杨武来说，就是他在外面受了别人的欺负，也已经没有人再来出面保护他了。他不仅告别了自己的童真时代，而且还要肩负起养家的重任。
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，一个14岁的少年要想在社会上生存下去，何其难也。也许他早就见惯了尔虞我诈的场面，也许他早就经历过了人间的人情冷暖，也许他早就看淡了世间的世态炎凉。对于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，面对社会上的各种欺凌和压迫，他只能选择隐忍，他只能选择默默地承受这一切，他只能用尊严来换取片刻的安逸和平静。
也许年少气盛的杨武，面对各种欺凌曾经选择过反抗。然而血与泪的各种经验教训，最终让他败下阵来，最终让他的那一丝丝的反抗的意识屈服。常年在外谋生人生地不熟，外地人固有的弱势情结，在他的意识里酝酿的越发强烈。面对一个在当地地头蛇似的安防员的欺凌，杨武不敢选择反抗。他还要在当地生存，他还要赡养老母，他还有养活妻子儿女。
杨武在临时工安防员的面前是弱者，临时工安防员在公务员面前又是弱者，公务员在领导面前又是弱者，领导在上级面前又是弱者。在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利益链面前，有几个人没有享受过不公平的待遇。在公平正义跑得无影无踪的时候，杨武的懦弱未必没有我们每个人的身影。
面对杨武的软弱我们没有必要再谴责他，在这个恶化了的社会环境里，在这个恶化了的生存环境里，在这个恶化的人际关系的环境里，我们谁又不是受害者那。改变这个恶化了的社会环境，改变这个恶化了的生存环境，改变这个恶化的人际关系环境，才是我们大家应尽的责任。
关爱“最窝囊男人”，让弱者不再感到孤立无援，让社会的公平正义更强大，才是我们每个人能够做到的社会责任。
' />“联防队员”为何容易“出事”？2011-11-10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员杨喜利殴打、强奸妇女，丈夫忍气吞声的新闻，引发公愤。但一个平时“经常打人砸车”的人，是怎么混进联防队伍的？这个极端的案例，反映出联防队制度存在一些问题。
现在，宝安区政府已作出的5项处置中，就包括“对全区治安联防队伍进行进一步教育整顿。要求各社区居委会在招聘联防队员时严把准入关。”但要真正走出联防队“一乱一治”的循环，对“联防队制度”，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反思和通盘的改革。
“联防队”的诞生是源于地方治安力量不足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广东南海市率先推行农村治安承包制。此后，警察之外的治安力量——联防队（治安员、协警、辅警）应运而生。
很快，联防队就不再是最初的“群众组织”，而带有“准公权”性质；但又没有法律明确制约，联防队员违法敲诈、殴打、刑讯的恶性事件，屡屡发生。每次出了“大事”，就引来一次整治。2004年9月，公安部还曾下“禁令”：要求2008年1月以后，各级公安机关一律不得再以任何名义留用治安员。
但事实上，“禁令”很难得到贯彻。在警力不足的地区，维护治安还是需要联防队。比如2009年东莞常住人口635万，警力仅1.1万人,警力覆盖率仅有1.7‰，也就是全国平均水平12‰的一个零头。所以东莞配有治安员5.27万，是正规警察的5倍，饶是如此还是不敷使用，治安环境严峻。
或许也正是因为这“灰色身份”，联防队员通常经济没保障、职业没前途、社会声誉极差。像杨喜利这么明火执仗的极为罕见，但狐假虎威、敲诈勒索，搞“灰色收入”的并不鲜见。久而久之，还引发了“劣币驱逐良币”效应，在一些地方因为“好人”不愿意进，难免就会有像杨喜利这样低素质的人混入联防队。
所以，需要客观看待“联防队”的存在，然后在制度上严格准入，财政上充足保障，让联防队员个人有晋升空间，才能彻底改变其社会形象，避免悲剧重演。
□袁伊文（法律工作者）
' />“临时工”涉法，用人单位其咎难辞2011-11-10又是“临时工”！好像一出事，有关部门就会立马祭出“临时工”来明哲保身。先解聘、再声明、继而整顿队伍，如此一推六二五，果真能摆脱干系吗？不客气点说，“死罪能免、活罪难逃”，聘用临时工的用人单位至少要负三点责任。
一要负“失察”之责。一些“临时工”素质低下，粗暴执法，甚至是知法犯法，显然要归咎于用工单位在招聘时没有严把准入关。比如深圳这名涉案联防队员，经常酗酒滋事，还“打跑了几个老婆”，如此品行不端的社会闲散人员，用人单位居然也为之“敞开大门”。为了“工作需要”，不分优劣都往篮子里拣，必定会造成“人员混杂、体系混乱”。
二要负“失律”之责。就算“临时工”先天素质不达标，用人单位也应该进行后天的法制培训，方才符合“同工同酬同管理”的用工要求。而有关单位一没有入职训诫、二没有约法三章，就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和管理权限交给“临时工”，而且是“用人不疑”，对“临时工”的所作所为从不加以约束。就拿深圳这位临聘联防队员来讲，隔三差五去打砸电器维修店，“多次被投诉”，联防队竟然不管不究，这心放得未免也太宽了吧？
三要负“失脱”之责。对于“临时工”的辞退也未做到善始善终。深圳这名临聘联防队员被辞退时，既未追回制服和工作工具，也未发放解聘公告，单方面解除合同就算了事了。并且任由联防队员着制服、持警棍到日常巡逻场所继续“执法”，最终酿成悲剧，难道用工单位就能撇清干系吗？恐怕法律不会答应。
如果再深入一点追究，深圳宝安区联防队还要负“渎职”责。早在2004年，公安部就要求各地开展治安员队伍聘用人员专项清理行动，2005年以后不再招聘治安员，2008年以后不得以任何名义留用治安员。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对联防制度显然是“清而不退”，这又当何讲？
好在法律并不糊涂，不仅对涉案队员绳之以法，而且对当地联防队课以重罚。但是法律再公正，也要靠只能职能部门执行，如果有关部门不接受教训，依旧不管不律“临时工”，并且把“临时工“当作推卸责任的借口和工具，那么深圳悲剧还会上演。
' />最窝囊的男人是如何练成的2011-11-09光天化日之下，竟发生如此惨剧，行凶的联防队员丧心病狂至此，闻者都会义愤填膺，但在当时的事发现场，被害人的丈夫却躲在一旁，任由恶人侮辱其妻，不会报警也不知反抗，只知在一旁黯然落泪，即便是在事发之后，也是畏畏缩缩，受制于行凶者家人的淫威之下，窝囊至此，夫复何言。都说士可杀不可辱，更何况还是当面侮辱自己的妻子，这是多大的奇耻大辱呀。北宋徽宗年间，时任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官的林冲，年轻有为，对未来充满了憧憬。林冲与林娘子恩爱有加，岂奈卷入高俅父子纷争，尤其是在其娘子遭遇高衙内猥亵之后，也会怒发冲冠为尊严而战，哪怕要放下官爵，从此走上梁山。
杨武，这个自称最窝囊的男人是如何练成的呢？不可否认，这是位身材矮小、瘦弱无力的男人，但身材的孱弱能成为其“最窝囊男人”的全部注解吗？翻看人类进化史，无序的原始社会之所以能朝着规则社会的转变，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，在丛林法则中，人们发现在恶劣的弱肉强食竞争中，充满了暴力和血腥，于是便有了权利的让渡，有了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公权力的诞生，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社会规则。经过了几千年的演变，在权利至上的呼声中，关于人的权利得到一次又一次的解放，但为何在杨武身上的悲剧，我们依然看到吃人的丛林法则呢？这样的穷凶极恶者是如何进入联防队伍的呢？行凶者已经不是第一次耍横了，为何没有得到严厉的制止呢？为何他会认为跟警察是铁哥们呢？一连串的疑问直指旨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公权力的缺位。
从记者的采访中可以看出，孱弱的杨武在强悍的暴力面前已经瑟瑟发抖，这样的长期忍受固然与其柔弱有关，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救济渠道的缺失，当其遭遇外来的欺凌时，正是找不到有力而且有保障的保护，塑造了其越发孱弱的个性，学会了忍气吞声，哪怕是这样的奇耻大辱。那一句“我有什么办法呢”，道出了多少人间心酸，也映衬了权利几多孱弱。
有人责难杨武为何不用暴力反抗？不妨我们再假设当时忍无可忍的杨武反抗了，“拿着刀把他（行凶者）给宰了”，接下来发生的，可能是行凶者被伤甚至被杀，杨武妻子免被伤害，而杨武也将为自己的“反抗”付出代价，这能算是杨武的胜利吗？如果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，再强大的个人，也会成为最终的失败者。
杨武的窝囊，映衬出权利的孱弱，所要反思的是权利如何变得如此孱弱，而权力却可以变得轻易置身事外，居然搬出一个“临时工”的理由，除了表示同情，竟“无可奈何”。
' />妻子遭毒打强奸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2011-11-09的确，杨武可以算是史上最窝囊的男人，联防队员来了，自己躲进杂物间，几乎听见妻子被强暴的全过程，事后虽表示曾想过冲出去，但为了生活，只能忍声吞气，一小时后才敢报警……任何细节的注脚，都写满了杨武的窝囊与懦弱。这直接导致的结局是——打人者更加嚣张，继续威胁杨武，要其撤诉，而妻子则受伤在家无钱医治。
可以说，这是一起影响恶劣的社会事件，始作俑者，自然是联防队员的霸道与嚣张，但背后，杨武的懦弱，也为这样的一种嚣张，增添了更多的勇气。很多人在骂杨武，也有不少人在同情他，认为即便杨武再威猛，在这样的联防队员下，其作用微乎其微，如普通人之于拆迁大队。
其实，我要表达的态度是，杨武值不值得同情，这并不是关键。事件发生后，自始至终，杨武都没有任何的身体伤害，他的懦弱换来了自己的安全，却带来了一个家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。
此案中，最需要质问的是，为何想杨喜利这样的人，也能做联防队员？他有无经过考核，有无最起码的评估，还是所谓的关系户？同时，必须发问的是，既然杨喜利有诸多前科，每次喝酒之后便是打人，谁反抗打得更凶，甚至连妻子都打跑了，这么多前科的履历上，杨喜利又如何能一直呆在联防队伍的阵容中呢？没人管么？没有任何的约束机制么？
遗憾的是，如今似乎所有的事情，我们都能猜中其中的细节。如这次，杨喜利依然被解释为外聘人员，这意味着，杨喜利还是临时工，只不过，人家是“资深临时工”而已。甚至其队长也表示，他早被解聘了，只是找不到人，一直未签罢了。这再次印证了一个铁的规律，出事的都是临时工，正式职工都是好的。这种辩词之末，谁都知道所谓的“司马昭之心”——无非是替罪羊而已，推卸自身的责任。
这一次，唯一不同的是，有了开放与先进的传播媒介，联防队员打人强暴事件瞬间点燃公众的愤怒，也成为一起公众事件。任何的公共事件，往往因为其独特的社会关注力，而更加接近公平与正义的天枰，那么此次公众的关注，能否成为杨武一家人命运的转机么？这值得期待。
但在此次事件中，一个必须重复的常识是，我们越是逆来顺受，越是不敢反抗，非法之徒便会愈加嚣张。试想，假如杨武能早点反抗，在一开始便报警了，即便民警真的和杨喜利称兄道弟，但在群众围观之下，民警处理此事也必然会以息事宁人的态度，何以酿成如今这般悲剧呢？
我们必须重拾起常识，该争的一定要争，看似是为个人，其实是在一个弱势群体的共同体。如果每个人都愤怒了，都去争了，发生在杨武身上的悲剧，或许便不可能诞生。也唯有每个人都去争，而非一味地“忍气吞声”，才能倒逼公平正义的到来，才能倒逼更加合理的社会秩序与机制的形成。
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”，鲁迅早就说过，如今这话用在杨武身上，放在诸多和杨武一般忍气吞声的人身上，依然使用。在民主意识觉醒的当下，仍旧有这么多杨武一样的人，这更值得反思。
' />谁造就了“世上最窝囊的丈夫”2011-11-09看到自己的老婆被联防队员毒打、强奸，作为丈夫，却只能窝在杂物间里默不作声，这简直是比沈从文小说《丈夫》里，那个眼睁睁看妻子卖笑，却只能躲在船舱里的丈夫还要窝囊。
套用鲁迅的一句话，对这个丈夫真的是，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。诚如有网友所说，哪怕他冲到街上大喊一声，叫来邻居和警察，妻子也不会遭此侮辱。可回过头来想想，丈夫杨武也的确有他的无奈。
首先，他是被打怕了。杨喜利屡次殴打杨武，可从来没人来管。杨武不敢报警，因为杨喜利扬言，他与警察是铁哥们，报警也没用。在我们这样一个熟人社会，在权力无从监管、法律无法直达救济者身边成为他们坚强后盾的情况下，杨武所言不虚。
其次，他出门呼喊可能日后惹来更大麻烦。警察和邻居们当时会赶来解围，可谁也不敢保证日后杨喜利不来打击报复呢？从杨武报案后，杨喜利一家不断登门骚扰、恐吓等行为不难判断，倘若当时杨武去搬“救兵”，日后绝被报复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。
杨武一家的遭遇，可以看到诸多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的悲哀。他们无权无势，遇到事情往往“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”，面对手握权力者的蛮横、欺侮只能选择忍气吞声。只是杨武这件事更具典型性罢了。
反思杨武妻子王娟遇到的这一悲剧，不得不回过头来审视联防队员这一群体。联防队员是对警力不足的有效补充，在警察的组织、带领下开展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活动。他们虽说既没有侦查权、审讯权、处罚权，也没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。可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却发现联防队员除了编制与警察不同，行使的权力和警察并无二致。
但是，由于联防队员没有经过专门训练，职业素质比警察差了一大截，导致他们执法水平不高；同时，又由于联防队员组织松散、没有正式的编辑，工资低、升职加薪无望，又导致他们情绪低落、生存压力大，这两方面的原因直接促使许多联防队员在日常处理工作的过程中，面对比他们更弱的人群，极易出现执法粗暴、态度蛮横的问题。
2007年，我所就读的大学失盗，同学半夜报案，出警的就是一群酒气熏天的联防队员。出警现场，联防队员们不仅没有解决问题，相反，因推搡同学与大家产生新的纠纷；2010年，单位发行车司机半夜回家停车，被几个联防队员误当成小偷被狠打了一顿。
联防队员杨喜利的行为，并不是孤例，只是由于他的行为更加极端、残暴，杨武又是如此怯弱无能，才制造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丑闻。可是，倘若我们的法制足够健全，对联防队员的管理更加合理、有效，王娟何至于被凌辱至此？造成她个人悲剧的并不是她那个“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”，还有比她丈夫更加“疲软”的法律与松散的联防管理制度。
' />僭越之危 让相互守助竟成奢望2011-11-09当重新审视这起悲剧，就会发现它在挑战公众对于生活的底线想象：在现代秩序社会里，明火执仗、私闯民宅、强奸施暴，大行其道。而最具悲剧色彩的是：本该守望相助的丈夫，在妻子遭遇到最不能容忍的羞辱时，竟成了沉默无助的羔羊。
然而，那些不能被表达的“守望相助”，就真的只是杨武一个人的罪与罚吗？或许这里更有一个生活于底层的外地人的“固化性无奈”：杨武来自安徽阜阳，开一家修理电器的小店，每月收入1000多元。这样困窘的生活底色，注定他“无钱医治受伤的妻子”，也注定他要做一个“懦弱的人”：不仅日子过得紧巴，也需要“能忍则忍”。
正因如此，较之这起“众目睽睽”下的强奸案，真正应审问的是暴戾发生的“无所忌惮”，关注点更应指向“联防队员”的身份标签：身负着维持当地街道居民安全之责的联防队员“杨喜利们”，为何一直以来都是“脾气暴躁，经常打人砸车，没人敢管”？为何杨武经常被他们所打，小店东西经常被砸？与其说强奸是一个丈夫懦弱导致的悲剧，不如说它是僭越的联防队员权力结出的恶果。
城市治安联防队伍的出现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，在特定背景下，它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。可伴随着当下城市管理法制化趋势，联防队伍越来越呈现出其本身的缺陷：一方面，他们“妾身未明”，群众色彩浓厚，却又拥有着无约束的执法权；另一方面，一些管理机构依然习惯这样“执法队伍”的存在，并未去思考他们的权力如何被“关在笼子里”？
超越法律意义的存在，行政权力的习惯性无视，城市治安联防队伍不正常、僭越的生存状态，自然就催生了其队员种种不合理的执法举动或曰常态：准入门槛低、好勇斗狠，利益寻租……我无意去铺陈当下城市治安联防队伍呈现出的弊端，不过显然的是，一起强奸案已以血色反证出其极差的公共形象，也验证了不加约束的权力稍加纵容便会衍生出何等可怕的后果。
“他们中的一个人死去，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死去”，同样，他们中的一个人受辱，也就是我们所有人蒙羞——所有的人，都必须生活在可被保障的安全中，这也是温情脉脉的夫妻间“相互守助”不被吞噬的理由——我们必须继续追问：法治如何得到遵守？失范的权力如何得到约束？安全的意义如何被管理安全者合理地兑现？
' />联防队员闯民宅施暴令人发指2011-11-09民宅内，女子被基层联防队员施暴、强奸，发生于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的这起事件令人发指。
虽然舆论有不少声音指责丈夫杨武懦弱，但不论其当晚的表现如何，这一事件的主要事实是联防队员闯入民宅殴打并强奸妇女。目光应盯住关键问题：三名行凶男子是否均为联防队员；事发时他们是否在上班期间，他们这么做是否出于基层干部授意；社区警务室与案发现场仅隔10米，为何暴行持续一小时却无人出面阻拦。必须搞清楚这些问题，以还原事件前因后果，进而追惩相关人员，为受害者讨回正义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杨喜利闯入杨武家时叫嚷着“老子要弄死你们”，而杨武也一度以为“这次会和以往一样，被打几下，被砸些东西，等杨喜利发泄完就好了”。这表明，杨喜利很可能并非借酒发疯，而是素来如此，或者他与杨武家有过节，这才导致又一次兽性大发。既然杨喜利施暴强奸等犯罪事实确凿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裁决与惩罚。目前还需要厘清的问题是，杨喜利所犯罪行背后是否具有一些背景，当地社区应对此承担何种责任。
即便当晚发生的暴行乃杨喜利个人所为，但他闯入民宅时手持钢管警棍，又曾明确表示工作身份，这都说明，社区对其所作所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但当地除一味撇清责任，还特意说明，事发前社区已对他作出解除合同决定，只是因为找不到人，制服、警棍才没收回来，他本人也才没有签收解聘通知。所谓找不到人、“提前”解聘，这些理由不仅苍白无力，反倒让人怀疑社区是否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。事实是，只要杨喜利仍在联防队，不管他是临时工还是“解聘未遂”人员，社区都必须为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身份欺凌百姓负责，并积极配合司法部门以及做好相关善后工作。
许多热点事件中，有关方面都祭出“临时工”论，这早已让公众产生审丑疲劳。实际上，施暴者即使是临时工，也根本减轻不了相关部门的责任，“解聘未遂”之说同样难以掩盖基层暴力频现的事实。许多地方基层联防队员素质良莠不齐，平日作威作福、鱼肉乡里。这些人不仅成为老百姓眼里的害群之马，而且严重破坏了公权形象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一旦发现联防队员做出违法行为，基层机构更不该刻意袒护或逃避责任，而应积极果断应对，坚决查处，将其清除出基层治安队伍，这样才能避免激化矛盾。
' />“最窝囊丈夫”不能当作笑谈2011-11-09这是一幕什么样的悲剧？10月23日，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的一间出租屋里，29岁的安徽人王娟，被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员杨喜利毒打强奸。王娟的丈夫杨武就躲在几米外，眼睁睁看着妻子遭此横祸，却不敢作声，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（据11月8日《南方都市报》）。
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对妻子、对家庭的责任，不管自己处于何种境地，不管对方多么威武强大。从这一点来说，杨武确实如其自己所说，是“世上最窝囊的男人”。但这里依然要提醒的是，在指责杨武窝囊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忽视其背后的原因。
社会是多元的，人的个性是有差异的，任何一个社会既有勇武之士，也必定有窝囊之人。但一个健康的社会可贵之处在于，它能够给公民提供全方面的保护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健康的社会能够“让无力者有力”，能够让一个窝囊的人免于被欺凌。当社会具备这样的机能时，一个窝囊的人也会逐渐变得不窝囊起来，他会敢于用法律保护自己，他会敢于争取合法的权益；一个粗暴的人也会逐渐变得温柔起来，他会忌惮法律和社会的强制力，会尊重窝囊者的合法权利。
但在杨武窝囊的背后，我们看到了社会的某种“病躯”。宝安警方回应称，殴打强奸王娟的歹徒确实是西乡街道办径背社区的联防队员，而径背社区治安办负责辖区治安巡逻，也协助警方办理各类案件，工资由社区发放。对于杨武这样的边缘群体来说，他们可能连联防队员和正式民警都区分不开，在他们眼里，这些联防队员穿着“准警服”，代表着法律代表着权力，他们不敢惹也惹不起。
当时杨喜利是带着两个人一起来作恶的。一个人在干坏事时，总会想到把尾巴适当藏一下，杨喜利带人施暴，这需要何等的胆量，这种胆量是哪里来的？联防队员介绍，杨喜利脾气暴躁，平时就被投诉很多，但领导“拿他没有办法”；杨武表示，杨喜利以前就经常欺负他们。一般意义上的地痞流氓恐怕也就是这个样了，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够穿上“准警服”，为什么能够长期作恶？
事发之后，西乡街道径背社区又以“临时工”和已开除为由推卸责任，并称“这属于个人行为，与社区没有任何关系。”这样的表态，缺乏起码的自省意识。
是的，杨武很窝囊，但让窝囊者不再窝囊，是社会责任所系。仔细想来，如果社会给了杨武足够的力量，足够的信心，他会在如此大辱面前忍气吞声吗？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最窝囊丈夫”并不是可以被取笑的对象。如何让弱势者不再弱势、窝囊者不再窝囊，正是我们建立公平公正社会要努力的方向。
□乔杉（职员）
' />“杨武之殇”让社会情何以堪？2011-11-09杨武是安徽阜阳人，10年前来深圳打工。在这个经济发达，竞争激烈的特区，对于一个靠修理电器为生，还要照顾母亲、妻子和四个子女的外地人来说，生存是何其艰难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在如此的环境下求生，他居然还屡屡受人欺负。一句“不敢惹事就一直忍着，好歹也勉强活着”透露了几多心酸和无奈。但一味地忍让和退缩无疑会让欺辱者胆子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猖狂，歹徒竟然在自己的脸皮下强奸暴打自己的妻子却不敢施救。
杨武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窝囊、最没用的男人，七尺男儿之躯却无力去保护受辱的妻子。只能躲在角落里哭泣，眼睁睁地看着歹徒对自己的妻子施暴，甚至连报警的勇气都没有。不得不说，这种男人是世界是最可怜的，也是最可恨的。哀其不幸，又怒其不争。一个男人，何以恐惧到连自己的妻子都不敢去保护，何以能忍受男人最大的屈辱，何以求助的胆量都没有？这场悲剧，是杨武的不幸，还是我们社会的不幸？
打人者杨喜利是宝安区西乡街道的一名联防队员。他的职责理应是配合公安民警维护治安秩序，保护群众。但他却将钢管警棍对准了要保护的弱势百姓，与他随行的另外两名联防队员不仅没有制止他的暴行，反而还去门口把风。这哪是人民的保护神，分明是恶霸流氓，是社会的渣滓，人民的敌人。
见多了世界的冷漠和对警察的不信任，担心更大的报复，杨武不敢求救。他又一次选择了沉默和忍受，“悄悄垂泪，咬着牙不敢哭出声来”。在面对犯罪份子肆意作案施暴时，杨武虽然想拿刀冲进去，杀了杨喜利。但他想到了他所肩负的责任，理性地控制了自己的冲动。但他的理性却是那样的让人不理解，让人心痛。对法律的无知让他不懂地如何去正当防卫，保护妻子，对歹徒的害怕让他不敢报警。
相对于杨喜利的恶毒与杨武的懦弱，有关单位的表现实在让人更加痛心。
杨武所在社区治安办知道杨武为人热情，乐于助人，也知道杨武经常受欺负。可他们只是在“实在看不过眼”的情况下才去驱赶欺负他的人。哪里有在履行治安之责？
径背社区负责给歹徒杨喜利发工资，应该说是歹徒的雇主。但他们却在事后表态“没有救助的义务和条件。担心刺激到对方的情绪，也没有去看望受害者”。冷漠可以至此？
径背社区治安办早就知道杨喜利脾气暴躁，乱发酒疯，打人骂人，平时就被投诉很多，并且屡教不改。但领导居然拿他没办法，无可奈何！事发后又以“临聘人员”、“事发前几天已解除合同”、“ 事发也不在上班时间，他殴打强奸别人，这属于个人行为，与社区没有任何关系”为由推脱责任。万能的“临时工”又一次出现？
杨武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，也是社会的悲剧。如果我们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，杨武也不用如此卑微地生活；如果有关部门认真履职，杨武也不会顾虑重重；如果人们都不那么冷漠，杨武也许会大声呼救；如果对害群之马的联防队员早做处理，也许悲剧不会发生；如果在此事发生后，我们不去反思，不去行动，也许还有被侮辱与被损害同胞！
' />“羞辱受害弱者”是二次施虐2011-11-09很多网友将手中的“板转”砸给了这位丈夫，并同情那位受害的妻子。他们认为，正是有了这样懦弱无能的丈夫，才有了这样的悲剧。如果丈夫当时能够站出来反抗，或许就不会出现这种结果。这样的道德批判很熟悉，有些鲁迅笔下那种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的味道。
一个人，在暴力面前，不反抗跑去躲起来。这是一种典型的弱者行为，不管是身体上的弱（打不过别人），还是心理上的弱（不敢对抗暴力），还是出于深深的恐惧与绝望使然。有同情心正义感的人们，天生厌恶邪恶与暴力，很多人更希望看到的结果是，在暴力面前，出现的是有反抗精神的斗士，而不是软弱妥协的弱者。但这却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，可能有勇气超人的斗士，可能也有多数选择性反抗的普通人，还可能有胆小怕事，容易懦弱绝望性格的人。所以，才会有那么多的表现不同。
新闻说，这名地痞以前就经常欺负他，打骂砸东西进行羞辱已经很常见。所以，妻子被殴打强奸，只不过是对他的迫害在变本加厉。由此来看，这名丈夫何尝不是受害者？在一个治安失秩的地方，才会有这些恶霸流氓们敢一次次去羞辱这些外乡人，
现在，一个本来就心智与生活技能很弱的人，现在除了受到恶霸们的欺压，还受到道德家们一边倒的炮轰羞辱。这种二次施虐，何其残忍而冷血，难道这样就能让人高尚起来吗？我是怀疑的。因为他们显然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，暴力与邪恶，那些凶恶的犯罪者才是我们共同的真正敌人，而绝不是那些受害人，不管他是刚强还是懦弱，不管他是反抗还是放弃了反抗。
我们可以不喜欢懦弱的人，但请尽量不去羞辱他们。尤其是，在他遇到这样一种不幸，遍体鳞伤的时候；在他现在依然还受到不公待遇，以及犯罪嫌疑人家属威胁与加害的时候；在他现在一家人没有经济来源，看不起病的危机时候。您认为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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