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闻媒体负有舆论监督之天职，这种职能既针对公权机关和公职人员的权力行为，也针对普通公民的权利行为。由于新闻媒体不是公权机关，舆论监督只是一种权利监督，不像权力监督那样具有强制性，当它针对公权机关和公职人员的权力行为时，往往难度和阻力很大，风险和代价也较高；而当它针对普通公民的权利行为时，难度和阻力往往会小得多，风险和代价也会低得多。鉴于监督权力与监督权利之大不相同，一些媒体主动放弃了对权力的监督，加大对公民权利行为的舆论监督。一些媒体或其中的栏目、版面事实上成了公权机关的“公关部”，他们的舆论监督只剩下对公民权利行为的监督，而失去了“以权利监督权力”的题中应有之意。

贵州台女记者卢某所在的栏目名为《法治第一线》，经常曝光一些小偷小摸的治安案件和抢劫行凶的刑事案件，从中只能看到他们对公检法机关工作的宣传，而看不到他们对公检法机关行使权力的监督。与公检法机关相比，这些“法治”节目无疑是弱势的，但与被监督的女司机卢某们相比，他们显然又是强势的。

特别是，当媒体配合公安交管部门现场执法时，他们大约会认为自己提升了一个角色层级，已经是在“以权力监督（公民）权利”了。在这种“跛足舆论监督”助长的话语霸权意识支配下，“法治”栏目记者以“丢脸”质问违章司机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（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）